有一种传承叫做中医

回望历史，面对现实，如何实现中医传承的繁荣昌盛，这是一个大问题，也是保障“中医体系自立”必不可少的措施。

得其人不教，是谓失道黄帝关于医学人才培养的大政方针不是空穴来风，在中医历代的传承过程之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。《史记·扁鹊仓公列传》关于扁鹊、仓公的记载，就说明了中医传承的过程。

仓公淳于意早年拜公孙光为师，深得其传；公孙光觉得淳于意人才难得，“必为国工”，就把他介绍给另一个高明的医家公乘阳庆，并得到他的器重，使淳于意的医学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

传非其人，慢泄天宝在仓公淳于意的心目之中，公乘阳庆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医学家。但是，公乘先生“家富，善为医，不肯为人治病。”而且告诫淳于意：“慎毋令我子孙知若学我方也。”
如果公乘阳庆先生保守，他就不会轻易把医学知识传授给仓公，而应该传授给自己的子孙；如果说公乘阳庆不保守，那么他为什么不肯把医学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子孙，而传授给一个没有血缘的人？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。
假如公乘阳庆遇不见淳于意，他传承中医的方法就只有著书立说了。书籍是文明的载体，所谓“文明”，有文才明。隔代的读者，只要情思一致，就能心心相印。因此，《黄帝内经》多次提到要把医学的道理，“著之玉版”，“藏之金匮”，或者放置于名山石室，储存于灵兰之屋。千年等一回，只要有缘人。

带着感情，才能学好张仲景贵为长沙太守，他坐堂行医的初衷，是因为“感往昔之沦丧，伤夭横之莫救”，并且把扁鹊入虢之诊，望齐侯之色的高超才能，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。
皇甫谧、孙思邈学习中医，研究方术，是因为自己有病，体质虚弱，出于切身利益的需要。
葛洪、陶弘景学习中医，是因为崇尚得道成仙，又关心劳苦大众多有疾病困扰，因此著医方，研药物，都把“学以致用”作为原则。
刘完素、张元素、李东垣、李时珍等，都怀揣着政治理想，不在朝廷之上就在医林之中，悬壶济世，普度众生，体现个人的人生价值，报效祖国养育之恩。
即使在战乱时期，民不聊生的时候，李东垣见到矢志医学的罗天益，他这个师父拿出钱来，让徒弟回家安置好妻子儿女之后再来学医。罗天益也是一个有血性的汉子，他不好意思要老师的钱财，来回推搡之中，李东垣动了气，他说：“我把比钱重要得多的学问全都给你了，对此尚且不吝惜，何况这点小钱呢？你不要再推辞了。”东垣先生所期望的事情可想而知了。